“顽疾”还是“误诊”？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探究

产业扶贫中“内生动力不足”是阻碍脱贫攻坚获胜的难题。以豫北黄河滩区Q乡为例,对扶贫项目运营情况进行长期调研,深度剖析“内生动力不足”产生的根源。调研发现,产业扶贫项目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与政治风险是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因素,认知评估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能有效揭示项目风险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问题的内在作用机理。贫困户会对项目风险进行全面评估,认为凭借自身资源无力应对,同时为避免自有资源遭受损失,进而对扶贫项目表现消极,产生“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为此,从健全防御配套设施、避免官僚逻辑、弱化精英偏好、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化解项目风险,是提升贫困户“内生动力”、促进产业扶贫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政府减贫的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及政策优化

对于推动我国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发展,政府政策支持与引导至关重要,政府减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托于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主体决策。分别构建政府、企业、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协同系统发展参与主体均衡策略选择,分析政府减贫策略下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博弈稳定性,通过收益矩阵分析得出均衡策略和稳定性因素。结果表明:政府对企业的策略选择是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政府积极推进策略有利于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合作演化;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减贫策略决策、投入成本对系统演化具有重要影响。政府“减贫”、农村电商“线上协同”、农村物流“线下协同”是现阶段政府减贫下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发展最优模式。     

乡村建设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采用跨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综合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并明确了两个层级之间内在的效应联系。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生计平稳有赖于自身五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及生计风险的降低,而当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提升皆有助于促进脱贫家庭生计资本增殖并降低风险脆弱性,从而保障脱贫效果的持久性,其中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精准脱贫户生计稳定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应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契合点。     

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的有效保护

当前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主要表现为:流转价格偏低,固定不变;流转收益分配不合理;土地的农业用途被改变;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被侵犯等。其原因主要为: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所有权主体虚位;农民权益保护相关制度不完善;基层政府对土地流转的不当干预;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等。为了加强对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权益的保护,需要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归行政村一级农民集体所有,并完善相关制度;减少乡镇府的不当干预,强化乡镇政府对土地流转的指导与监管;培育县、乡两级土地流转市场化服务环境等。     

保险素养、收入差异与农民商业保险参与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激发了农民在“医、养、住、行”等方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之对应的各类保险保障需求也随之涌现。对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机理进行了阐释,并使用陕西省56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选择的影响,以及农民个人收入差异对保险素养影响其商业保险参与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保险素养会显著促使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增加3.1%。此外,个人经济收入差异对保险素养促进农民商业保险参与并未发挥出调节作用,即提升个人收入水平并不会增强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因此,有必要采取提高农民保险素养、有针对性地开发设计符合农民诉求的保险产品等措施促进农民商业保险消费,进而促进商业保险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农村人力资本、空间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2000—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DM模型来研究异质性农村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并进一步分解为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正向空间集聚效应,并且这种空间集聚效应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2）初级、中级、高级农村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效应特征呈现明显空间差异：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大多数集聚于西部省份,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大多数集聚于现代农业相对发达的省份,而高级农村人力资本的高集聚区经历了从东北地区向长三角地区的动态转移;（3）中级、高级农村人力资本显著缩小了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中级农村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大,而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统一战线+精准扶贫”模式：逻辑、困境及出路*

统一战线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工具,精准扶贫是统一战线的政治任务和不可推脱的社会责任,“统一战线+精准扶贫”模式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然而,理论上的重要性并未使“统一战线+精准扶贫”模式获得实践中的理想效果。究其原因,该模式面临统战思想认识的误区、统战部门人员和经费配备不足、统战工作缺乏机制保障、统战部门的统战能力受到统战和帮扶对象复杂性的挑战以及社会参与性政治文化未建立等困境。以问题为导向,从思想认识、队伍建设、工作机制、统战平台、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五方面寻求破困之道是必然选择。     

凉山贫困彝区扶志的困难与策略

扶志是把脱贫的信心和志气扶起来,摆脱精神贫困。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贫困彝区由于长期物质缺乏,导致贫困群众精神 层面贫弱, “等、靠、要”的思想严重。凉山地区“扶志”的困难与传统民族文化陋习有关。应该抓住彝族文化特点展开扶志,重 点培养有双语能力的基层干部,把脱贫攻坚的精神融入彝语电影、音乐和壁画,以家庭主要劳动力为重点“扶志”对象。加强贫 困人口精神文明建设,激发内生动力,从根本上打牢脱贫致富的思想基础,防止返贫。